找寻春的颜色
有学者也意识到了这一点，认为以人民代表大会体制为前提，采取分两步走的方式，先设立直接对全国人大负责的宪法委员会，然后再使之演化为宪法法院{30}。
德国实务界也承认，行政机关可以将技术安全与环境保护的法律以行政规则予以具体化，且认定这种补充或具体化法规范的行政规则对法官具有拘束效力。倘若在理论上摈弃这一观点，那么即便《宪法》八十九条第(一)项对行政法规和行政措施作了并列规定，也不意味着行政措施不会影响到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而事实上也是如此。
尤其是在《宪法》八十九条第(一)项明确将行政措施和行政法规并列规定的情况下，即便不能将内部行政措施全部纳入行政保留的范围，也还是应承认部分不具有法效力的行政措施属于宪法位阶的行政保留之范畴。该规定明显没有区分行政法规与行政措施，并对两者进行了模糊处理。但是，从实质意义的法概念出发，行政法规、行政规章以及行政规范都属于法的范畴。[18] 在德国，行政规则的根据是业务领导权以及由此派生的发布指令的权力。从内容上来看，这些行政措施中的大多数属于内部法，也即内部行政管理规范。
经反复研究，最后没有采纳这一意见。第一，需要行政做出紧急反应的事项逐步增加，且人民参与行政的热情越发高涨，行政与人民的互动越来越频繁。[69]其二，未能厘清民事权利、法律权利、基本权利、人权等不同范畴间的关系。
[10]凡此种种不胜枚举，民法学界主流观点虽然赞同尽快制定民法典，但对重要问题的争议不休必将影响民法典制定进程，不利于民法典统一实施。如有学者主张随着时代的发展应将人格权单独成编，有学者反对单独成编，甚至提出人格权不应包括在民法典中可以制定独立的单行法。[29]鲜艳：《对个体工商户制度的整合与重塑》，《理论与改革》2014年第2期。民法典的编纂是一项至为重大的立法工程，必须在立法的过程中充分发扬民主，并超越单个学科的偏狭视野，举全法学界之力，以尽力促成该项立法瑧于完善。
这种贯通主要体现为将民事权利视为基本权利之具体化，尤其是在诸如人格权、财产权等权利客体存在重合的宪法基本权利和民事权利当中。一党执政的政治架构与民法调整平等民事主体的愿望确实存在一定的落差和矛盾。
根据《民法通则》第30条规定，个人合伙是指两个以上公民按照协议，各自提供资金、实物、技术等，合伙经营、共同劳动。[49]而间接效力却在维持私法自治品格的同时，很大程度上实现了基本权利与民事权利的贯通。因此在民事立法时，是否应该将其纳入民主权利主体的范围，并相应地规范其权利、义务，这也是民法典编纂时必须回答的中国时代命题。有相对独立的财产，不但用它从事工商经营活动，也用它承担着一定范围内的法律责任。
一般民事诉讼中，以民事责任的承担者确定实质当事人。有学者则提出，此种立法模式已经落后于时代发展，希望毕其功于一役，总则与分则同时制定同时成编。摘要: 民法典编纂是一项重大的立法工程，为了保证立法的科学化，必须处理一系列立法难题，其中包括民事权利准确的法理定位、民事权利主体制度的科学安排、民事权利与宪法基本权利之关系处理等等。宪法中规定的某些具有私法属性的权利，如财产权、劳动权等等，因为宪法条文本身不能作为判案的依据，反而削弱了其保护力度，陷入了雷声大雨点小的窘境。
仔细检视《草案》对民事主体的相关规定，从宏观架构体系上看，我们可以发现其改变了《民法通则》的二元民事主体结构，形成自然人、法人、非法人组织的三元民事主体结构。最后，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个体工商户从业活动的商事营利性愈加明显，其参与经营的品牌意识也愈加强烈，尤其在信誉或品牌决定竞争力的广告效应下，个体业主越来越希望自己的商事主体身份——字号能够得到法律的认可。
将个体工商户定位为商事主体，有利于减少交易成本和诉讼执行成本，更好的为市场经济发展和商事交易主体合法权益的救济提供法律保障。而在此类私法活动中，政党所呈现的无疑是民事主体之角色，故而需承认政党在特定情形下的民事主体资格。
（三）宪法不可私法化前提下，如何将宪法规定的民事权利民法化 宪法作为国家的根本大法，规定的是国家基本政治制度和公民基本权利，在一般意义上，宪法被认为是公法的典型代表。[46]而民事权利的保障方式通常仅限于后者。故在民法典编纂中，需要站在立宪者的视角，审视宪法中的民事权利应该囊括的范畴和隐含在背后民事权利保护的逻辑。我国《民法通则》对个体工商户和农村承包经营户并不承认其民事主体。[59] 将政党作为一种民事主体，或者承认政党得作为民事主体之资格，其合理性在于：一是政党虽承担着相当的公法职能，但其亦需开展私法活动，如活动场域之租赁、办公用具之购置、他人捐助之收受、民事诉讼之参与[60]等。无论是立法机关还是民法学界都显得信心满满，但适当分析预期困难并不是杞人忧天、与大势格格不入的消极思想，更不是要阻止民法典编纂，而是为了理性分析并提供合理化的建议。
（一）个体工商户、家庭承包经营户等民事主体的立法定位偏差 1.个体工商户立法定位的偏差 第一，个体工商户在责任承担方面的立法定位偏差。[44]参见王世杰、钱端升：《比较宪法》，商务印书馆2012年版，第79页。
[9]梁慧星教授2003年在《中国民法典草案建议稿》提出了七编制的立法体例，即总则编、物权编、债权总则编、合同编、侵权行为编、亲属编、继承编。法典的成型源自于理论并升华理论。
基本权利与民事权利由于分属公私法领域，二者存在诸多区别。另一方面，法律往往具有滞后性，为了适应实际情况，《民法总则》需要在宪法允许的范围内创设新型民商性权利。
[51]参见林来梵：《民法典编纂的宪法学透析》，《法学研究》2016年第4期。[65]所谓基本权利的形成任务，其涵义在于：为了使基本权利的功能能够得以发挥，因此绝大部分基本权利应保障的生活领域与社会关系，都需要法律上的形成。但诸政党在纲领、组织、地位等皆存在或大或小的差异，故而关于何谓政党亦尚无统一之认识。[5]苗连营、郑磊：《民法典编纂中的宪法三题》，《法制与社会发展》2015年第6期。
这种特色将随着经济、法律、现实等发生变化而逐步得到修正，并最终发展为具有普适性、符合世界经济发展一般规律的制度，个体工商户逐渐分离出个人独资企业、合伙企业等正是这种规律的体现[30]。可见，家庭承包经营户在财产责任承担方面体现了个人合伙的连带无限责任的性质。
《草案》没有像个体工商户那样具体区分家庭承包经营户的经营主体数量，而直接在债务承担方面规定了家庭无限连带责任，这也暗示了《草案》对家庭承包经营户的立法定位实质为家庭成员间的个人合伙。[52]山本敬三：「憲法システムにおける私法の役割」、『法律時報』76巻2号(2004年)小特集「シンポジュウム?憲法と民法」、第59ページ以下。
关于家庭承包经营户，根据前面的分析，基于土地承包经营权的物权属性，家庭成员实际上是将自己的独立承包经营权彼此联合，共同经营，共负盈亏[28]，形成了实质的个人合伙。[18]闵俊伟：《个体工商户的名与实》，《人民法院报》，2016-05-18。
个体工商户是前市场经济时代的产物，但作为个体经济的中坚力量具有现代市场经济的重要品质，可以作为市场主体予以保留。立法不仅要在事后确认改革成果，还应当而且能够充当引领改革的推动力。[50]宪法基本权利的共性在于都需要国家动用一定的公权力才能将其落实，比如立法、司法或行政措施。在未经民法具体化之前，宪法财产权的内容无疑是空洞的。
如此一来，民事立法与民事司法便也进入了宪法的约束之下。现代民主国家通常将结社作为一项公民基本权利规定于宪法当中，但由于宪法规定的抽象性，此一基本权利尚需借由部门法之具体化方可较好地实现。
此说认为，政党固源自社会，但其以影响国家政治为目标。[32]胡卫萍、胡海花：《个体工商户商主体身份确认的思考》，《中国商法年刊(2015)》。
[39]周叶中：《宪法》，高等教育出版社2011年版，第136页。须知，任何主体不仅应该以平等民事主体的身份参与民事活动，在救济程序中也不能享有特权，应牢记民法典调整平等法律关系的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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